“村里现在负债6700万元，加上利息总共1亿元左右。”听到这组数字，原本拥挤热闹的会议室里忽然安静了几秒钟。

说话的人叫谢明，38岁，上任刚刚5个月，身为湖南省宁乡市永盛村的村支书，他的言谈举止更像一位企业家。6700万元负债是什么概念？整个宁乡278个村，其余277个村的负债加起来也只有它的一半。因此，正做自我介绍的谢明露出了半是自嘲半是抱歉的神情。

一场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由腾讯组织的乡村研学活动上，来自浙江、广西、重庆等地的8位“学员村”村支书，到“导师村”——湖南新化县油溪桥村交流取经，以便解决各自村庄的治理难题。

但谢明的麻烦还没完，他接着说，2014年众多小煤窑关停之后，村庄成了地质沉陷灾害区。曾经的“三湘第一村”永盛村，如今不少民房塌陷开裂，道路等基础设施毁坏，连用以灌溉的80多口山塘，也“像洗菜盆似的”只顾漏水……

他忽然抛出的难题超出了在座学员的料想。

“那你当上村支书是怎么想的？”终于有人问道。

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谢明说：“我是‘抓阄’抓出来的。”

请导师出出主意

回到家乡永盛村之前，学财会出身的谢明已经是一家央企的区域主要负责人，累计承接过100多亿元的项目，31岁回到家乡，他原本打算好好干一番事业。2014年开始，谢明担任总经理的湘都公司，在永盛村前后流转2630亩地，并在几年摸索后，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一年有数千万元的利润，是湖南省的农业龙头企业之一。

2019年永盛村面临村委换届，组织部门看中了谢明，领导、朋友都劝他参选。他们的考虑倒也顺理成章：担任湘都总经理之后，村里的生产经营、邻里矛盾，事无巨细，谢明是最清楚也最能兑现承诺的人，“你不搞谁搞？”他们担心再不有所作为，永盛村会错过扭转困境的时机。

但当竞选村支书的消息传到湘都公司，管理层一致表示反对。谢明说，如果离开公司，他会为了避嫌将所有股份退出，工资也不再领取。

不过，经过组织部门的一番番动员之后，谢明心里已经有了倾向，“哪怕只是干三五年，把债务问题解决掉，对吧？”为此，湘都公司管理层开了一次次的闭门会，写了10张字条，5个同意5个不同意，最终的结果——谢明决心参选。

选举中，谢明没有做任何动员，甚至自己的父亲也被蒙在鼓里。第一轮、第二轮选举没有异议，顺利通过。

谢明正是适合永盛村发展的那个“带头人”：操持过企业，懂经济、有手腕，能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里谋取微妙的平衡。但上任之后，谢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2014年之前欠下的6700万元债务，如今加上利息总计1亿元左右；而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道路、山塘、路灯亮化，也需要1亿元。虽然村集体经济一年有200多万元的收入，但跟2亿元的资金缺口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在油溪桥村研学期间，谢明是8个村支书中想法最多但也最显忧愁的一个，钱从哪里来？他希望研学的导师给出出主意。

曾经一无所有的村庄

谢明所说的导师正是油溪桥村的村支书彭育晚。

跟永盛村的情况类似，油溪桥村曾经最大的问题也是：缺人。只不过，永盛村缺的是谢明式的人物，而彭育晚在2007年回村的时候，青壮年几乎全都外出打工，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剩下4个。

彭育晚（右二）深入各家各户宣传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工作

油溪桥地处娄底和益阳交界处的山区，2007年之前没有路、没有水，山塘淤积，破烂凄凉，民间却赌博成风。研学期间，彭育晚给学员们提供了一组数字：当时全村年人均收入800元，30%的“光棍率”，老房危房80%以上，并欠着45000元的外债；接手村支书时，他只得到一个公章、一方破桌子、四把旧椅子。

但在14年后，油溪桥村已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人均年收入24600元，并拥有旅游、养殖等七大产业，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元。

成为模范村之后，2020年，油溪桥村支书彭育晚在湖南省600多名选调生集中培训上，进行了3个小时的专题讲座。这次参训的学员有三分之一出自清华北大，他们不理解，问彭育晚，当年为什么回到村里？要知道回村之前，在南宁经商多年的彭育晚已经身家数千万。

彭育晚笑着问他们：“你们觉得我这样的人（长相）能不能找到老婆？”他说起当年恋爱的往事，妻子所在的村庄富裕、文明，而油溪桥太过落魄，“老丈人不同意，我只能带着老婆跑了，生了孩子再回来。”彭育晚说，“这让我很受刺激，像我这样的人都找不到老婆，你说这个地方还有希望吗？”

就任村支书后，彭育晚很快召开了第一次村委会议，会上有男同志不穿上衣，光着膀子蹲在椅子上，抽烟、闲聊、无所用心。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带动村民，他将参军时的经验带进村委，从开会纪律做起，14年来开了不下2000次村委会。“农民就是村干部，人也在一起，素质也在一起，用什么去弥补？只有态度。”

干部带动起来了，但村庄缺钱缺人缺资源，依旧一无所有，彭育晚发动村民办集体经济，搞旅游、建农庄，依托合作社种桃树、养甲鱼，仅在游客中心建设上，他个人垫资就超过100万元。

村庄是熟人社会，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极难处理。14年来，彭育晚先后8次修改村规民约，并用积分制来确定村民的分红，期间约束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不少人。村里禁止赌博，家家户户签责任状，以此为生的村民便偷偷开动麻将桌，为此砸了车、打了村干部；村中的石拱桥年代久远，被认定为文物，村规禁止行车，村民不仅趁夜通行，甚至向前来阻止的彭育晚亮出了匕首……

“对乡村没有美好回忆的人是不会来的。”彭育晚说。但实际上，美好回忆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油溪桥村，五分之一的人口姓“彭”，自家亲属的不配合成了他最大的挑战。彭育晚年少时家中极为贫困，为了养活兄弟姐妹8人，母亲时常出门“借米”，人情债欠了不少。彭育晚上不起高中时，一位亲戚替他交了学费，后来当这位亲戚占了公地种植蔬菜，他却不能留一点情面，“辛辛苦苦种的菜，我都拔掉了，气得他在地上打滚。”彭育晚说，事后他私下道了歉，解释初衷。

油溪桥村14年来的变化，全赖着这样一位能人、强人。彭育晚曾在一支需要快速反应的部队服役4年，那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要你把碉堡炸掉就得炸掉，这个意识是根深蒂固了。”

在5天的研学时间里，永盛村的谢明听了彭育晚的讲座，也到村民家中咨询探访，意识到村情不同，油溪桥的治理风格、积分制，自己恐怕很难模仿。“彭书记个人当然很厉害，但我们不一定学得来。积分制其实我们永盛村也有，但是完全按照油溪桥村的方法执行有些不切实际。”在课间休息时，谢明十分困惑，找到了研学的组织者、腾讯公司的陈圆圆，坦陈自己的感受。

陈圆圆曾经在贵州和广西挂职11年，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非常懂农村的人之一。在她看来，谢明的疑问很有普遍性：导师分享了许多从1到10的经验，但学员往往不知道从0到1该怎么做，而在项目最初的设想中，从0到1的关键正是村支书本人。

农业农村部希望通过实地研学，学精气神、学方法论，激发“学员村”村支书的“想象力”“创造力”，并让学习的感悟转变成为解决村庄问题的“钥匙”。一个“导师村”的经验和成果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构成的，而分享的时候往往容易被讲成了“故事”。

“我们可能更需要辅助导师村的支书，帮他们梳理村庄从0到1的这部分内容，包括支书个人、村支两委党员干部这个团队，以及全体村民是在怎样的思想和规则下开始形成集体意识的，一定要帮导师村把Know-How（技术诀窍）提炼出来。”陈圆圆说，这部分可以用互联网将其线上化，打造一整套培训体系，全国50多万个村支书，总能找到村情相似的经验之谈。

培训期间，谢明一直显得忧愁，但来自广西都安县大崇村的韦荣成告诉他，“你们村能负债也是一种本事。”韦荣成所在的村庄底子太薄了，但他也受到了曾经同样一无所有的彭育晚书记的鼓励，“我们村现在就是14年前的油溪桥。”

耕耘者

韦荣成所在的大崇村也许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贫困的地方：村庄地处大山之中，没有地表水、地下水，饮水只靠降雨，村民依靠在山石的缝隙中种植玉米为生，“亩产不到800斤，饿是饿不死”。到2020年4月，全村的贫困发生率仍高达35.22%，是2020年国家挂牌督战的1113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多年前，韦荣成所在的屯甚至没有一名高中生，直到2002年才由他打破这一“纪录”。但考上广西大学之后，因家中无力负担，韦荣成只得外出打工。9年后，他回家改建住房时，一位乡干部走村入户，发现了这位难得的“人才”，劝他留在村里，“钱是赚不完的，为子孙后代想想”。但在当时，韦荣成留下的唯一理由，是铺设一条屯际路通到自家门口——他的母亲当了23年的妇女主任，一直没能完成这一心愿。

自进入村委开始，韦荣成才终于意识到大崇村有多么“缺人”：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村中60岁以上人员均是文盲，5名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竟然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一个叫龙布屯的居民点，仅有11户，因地形高拔、修路难度太大，村里动员搬迁，并在县城安置两套住房，但村干部没想到，村民担心无以为生、担心在县城迷路，始终搬不走……

大崇村需要一个有眼界、肯留下的村支书，但作为被选中的人，韦荣成那时对脱贫毫无信心。

他能想到的唯一抓手便是“修路”。其他地方修路只需要挖掘机，但在大崇村还得用炸药。项目终于动工了，但动工之后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一个“钉子户”阻拦施工，一连几天躺在挖掘机底下。他欢迎修路到家门口，但他不愿让出自己家的地，死活都不答应。

研学期间，韦荣成坐在油溪桥村的会议室里，讲起当时的困难，一时间有些语塞。在大崇村，公共意识一直还是稀缺品。

为了解决麻烦，他凌晨五点起床，骑了几里山路找到钉子户。对方这才告诉他，之所以阻拦仅仅是因为一些陈年琐事，想听到对方一句道歉。

从进入村委算起，韦荣成用6年时间，为大崇村每一个屯通上了屯际路。韦荣成为此非常自豪，“这都是我亲自参与做出来的，”他笑着说。在2020年，大崇村终于摆脱了贫困。

谢明和郭芳两位“学员村”支书正在“导师村”油溪桥村走访农户

5天的研学结束之后，韦荣成受到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启发，打算以此带动人、激励人，塑造一批不再等靠要的“新村民”，“但我没有14年时间，也许5年，我相信能改变大崇村。”

在全中国50多万个村庄里，最重要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人”。几天后，8位学员连同彭育晚来到了重庆市大山深处的彭水县，在那里，腾讯组织了一场“板凳会议”，邀请了政府、学界、企业界的几位代表作为“支招人”，跟村支书们现场沟通交流。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的副司长毛德智，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到乡村调研，“农村确实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毛德智说，“所以我们就和腾讯合作推动了这项工作，目标就是培养培训两类‘人’：一个是乡村治理人才，一个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带动产业发展的人才”。

离开仅仅几天时间，村支书们已经开始了现学现用。来自湖南永州西湾村的张浩权分享说，自己学会了一套用“开会”凝聚思想的方法，“以前村委提议之后，大家觉得‘反正都这样’就表决了。”但在研学之后，他明白只有人人都参与了，乡村才能够真正振兴。

“村庄发展要发挥人才的作用，这个人才是谁呢？”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从板凳上站起来，用企业管理打比方，“企业就是CEO，村里就是你们村书记，你们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早期也是去看先进的世界500强是怎么做的，看完回来，不能干巴地直接用，还得结合自己的情况。”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判断都是一致的。针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训，农业农村部门一直在探索更有效的方式。毛德智将这种培训方式定义为“一种导师制”，他希望“学员村”的村支书们能“浸入式”地学习观察和思考，并与“导师村”保持长期联系“传帮带”，最终找到各自需要的路径。

油溪桥的研学结束后不久，5月24日，腾讯公司跟农业农村部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项目被命名为“耕耘者”振兴计划：在未来3年，腾讯将投入5亿元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线下10万名、线上100万名，并利用自身的互联网优势，构建线上的知识分享平台。

当看到“耕耘者”计划发布的新闻之后，作为第一期学员，谢明在朋友圈转发了消息：是荣誉也是鞭策——000001号学员。

那时候，谢明已经通过一场谈判，将村庄债务中最大的一笔通过多方努力谈判到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地步。他说，“村民都在讲，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原本打算干三五年就离职的他，受彭育晚的启发，心里对村支书一职有了新的想法。